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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1.濮阳市政协副主席牛锁成到南乐调研县人民医院新区项目建设情况2.清朝直隶大名府南乐县:仓圣故里,地名多变,至今仍被多地使用3.斧头砍日军,干部叮嘱
6月18日,濮阳市政协副主席牛锁成到南乐调研县人民医院新区项目建设情况,市政协教科卫体委主任王泽培、副主任郭丞,市审计局局长方业生、副局长王万东,县领导刘冰、王淑娟、肖文凤、陈志玲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了解新区项目建设情况,听取了项目规划情况汇报,对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给予充分肯定。牛锁成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科学施工,加快进度,尽早完成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要求。
来源:南乐县政协
今天的南乐县隶属河南省濮阳市管辖,但在明清时期,它却属于今天河北省的前身直隶大名府管辖。南乐县今天有6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考虑到周边县废并和新置等行政区划变动不算太大,因此这个面积在明清时期也应该和现在差不太多。南乐县在历史上受黄河、漳河和卫河等河流改道、泛滥影响较大。
就这样一个面积不大、洪灾频繁的小县,在历史上却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它被认为是“百王之祖,万圣之宗”、“造字圣人”仓颉的故里。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俗称仓颉先师 ,又史皇氏,又曰苍王、仓圣。据记载,他受启发鸟兽的足迹的启发,创造了汉字。如果说神农氏解决了人们的吃饭及医疗问题,有巢氏解决了人们的居住问题,燧人氏初步解决了人们所需的能源问题,黄帝建立了社会的秩序,这些能够使人类与动物得以区分开来,能够独立的、创造性的走出文明之路,那么史皇氏创造的文字则使人类的发现、发明、创造的各种成果能够有效的积累下来,不至于随着天灾、人祸、战争等因素把这些成果抹杀,从而使后人在前人留下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走向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才有了今天这个生机勃勃、五光十色的美好世界。
对于仓颉的纪念设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南乐县志》的坛庙和古迹里都有记载:
其中“坛庙”条:
仓颉庙,在县西北三十五里仓颉陵右,创建不详何代,明成化中重建(时于陵右得一石碑,有绘形,额曰上古遗像)弘治七年重修有碑,(载陵之南曰五龙口,东曰莲花池,西曰繁水县,北曰黑龙潭,访广数里,为代奉祀田四至)崇祯九年复修,嗣是屡有修葺。
仓陵四周共地六十七亩,庙基长六十步宽四十步,计小地十亩,陵基长三十六步,宽十六步,计小地二亩三分,下余祭田五十四亩七分,庙前漳河再坍十二亩存。
“古迹”条:
仓颉陵,在县西迤北三十五里吴楼村北,嘉靖中知县杨守庆立碑于陵前,久废。隆庆五年知县刘弼宽建石坊题曰仓陵今存。考路史,史皇氏仓帝名颉,居阳武而葬利乡,利乡未详沿革,今山东寿光、河南开封、陕西白水俱有仓颉墓,以汉仓亭考之,此处近是。
从记载来看,南乐为仓颉故里之说在历史上也有争议,虽然南乐县有仓颉庙及仓颉陵,以及有较为广阔的供祭祀用的田地,在官方修撰的文献记载上也给予了确认,但在山东寿光、河南开封、陕西白水等地也都有仓颉墓。其中南乐县之说,是以汉“仓亭”进行考证的。
南乐县另外一个特点是在历史上用过的名字较多,并且它所用之名在今天国内一些地方还在使用。
南乐在两汉朝为乐昌县,晋朝改为长乐县,南北朝后魏仍为长乐县,后魏太和二十一年复分魏县置昌乐县,后置昌乐郡,隋开皇初废郡,置繁水县。大业初,昌乐县省入繁水,唐复置昌乐县,繁水县省入昌乐,五代时期后唐追尊的文皇帝、献祖名为李国昌,为避其讳“昌”,改名为“南乐”,历经宋元明清,此名一直用到今天。
南乐县在历史上曾经用过的名字分别有乐昌、长乐、昌乐、繁水等,今天除了“繁水”一名未见使用之外,其他的三个名字仍然被国内其他地方所使用,其中昌乐县在山东省潍坊市,乐昌市在广东省韶关市,长乐区在福建省福州市。
此外,南乐县城池以“周六里一百三十步”的规模,在清朝直隶大名府各县中不算太大,比起府城(含大名、元城)9里、滑县9里、长垣8里的城墙来说,仅大于清丰县和内黄县“周五里”的长度。
据清朝《南乐县志》记载:
城土筑,方城,周六里一百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深阔各一丈,元季枢密副雕鹗新筑。明弘治间,知县王德复加筑凿,陈邦器继修,创建窝铺。马驯增建敌台,四门护以月城,隍外环以大堤。嘉靖初,周昊再修。十五年,叶本始易四门城堞,以砖环城,创水沟十六道。三十四年,知县路王道大加增筑,绕城雉堞悉易以砖。崇祯十二年,知县锁责奉旨砖修,一月告成。皇清顺治五年至八年,屡经水患,知县蔡琼枝屡修,不致大坏。九年十年,水灾益甚,三河交冲,几为蛟窟。后水势稍杀,复加修治,终未巩固。康熙十二年,知县方元启力加修固四门楼,东曰:跨济,西曰:带河,南曰:瞻洛,北曰:拱辰。四敌楼,刘仙源建。东曰:来紫,西曰:绥远,南曰:威宁,北曰:靖彝。四角楼,马驯建。至康熙十二年,方元启俱重修。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南乐县城自建城之后,经过很多次重修,这在县城建设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南乐县城之所以屡屡被毁、重修,和其境内两条主要河流卫河、漳河有着密切关系,您认为是这样吗?欢迎在文章底部讨论。
作者:忘情
全面抗战期间,日军华北派遣军早在1939年,就开始在华北实施“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日军大量修筑碉堡这种目标明显的防御设施,明摆着是欺负我敌后抗日军民火力贫弱,尤其是没啥攻坚用的重武器。
不过,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敌后战场上缺攻坚重武器不假,但日军修筑碉堡向来靠抓伕,自己不仅从不动手,而且在修筑过程中防备颇为松懈,这就给了抗日军民机会。
1942年6月下旬,驻山东日军在我朝城、南乐两个游击区的结合部东节村开始加修炮楼。当时,该村民兵郭连增也被日军抓进了据点充当伙夫。在他伪装合作,初步取得了日军信任后,东节村支部决定让郭连增做内应,让民兵们化装成民工混入据点,伺机里应外合解决敌人。
1942年7月12日一早,东节村民兵姚步宾、刘六民、姚庆保、张勤增、吴玉奇等5人,一副民工打扮,按时进据点干活。成功混进去后,刘六民和张勤增趁日军监工一个不注意,就溜进伙房,从郭连增那里拿到了两把早已磨得锋快的菜刀。他二人怀里揣着菜刀,若无其事地走出伙房,直奔日军哨兵时,郭连增也没闲着。他以送饭菜为借口进了炮楼,进去后转身就把炮楼的门给锁上了。
刘六民和张勤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菜刀抹了2个日军哨兵的脖子,成功地缴到了步枪和子弹。散落在炮楼院子各处的日军,因为麻痹大意,竟无人随身携带武器。当发觉大事不妙后,他们想冲进炮楼取枪,却发现炮楼大门已被锁闭。眼见刚才还老实巴交、埋头干活的民工,转眼间却抡着明晃晃的菜刀,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红着眼睛冲了过来,也顾不上撞开炮楼大门了,干脆一路狂奔,冲出院子,逃向最近的由伪军驻守的炮楼。
民兵们也不追,转身就进了炮楼。因为没响枪,据点工地上骚动加上日军监工的喝骂又是家常便饭,所以夜间值哨的几个日本兵还在放心补觉,没察觉危险正在临近。结果民兵们没费啥劲,上楼抡起菜刀,一个个打发他们去见“天照大神”去了。
此战,东节村6个民兵仅用两把菜刀,就宰了7个日军,缴获缴获9支长短枪、1挺机枪、1把东洋刀1把及不少子弹。民兵们撤退时,一把火将炮楼付之一炬。
战后,日伪军冲向东节村实施报复,但当地群众宁死都不肯供出参与奇袭炮楼的人。日军心有余悸,没敢恢复东节村炮楼,附近伪军亦不敢在这民风剽悍之地长驻,找借口弃据点而走,朝城、南乐两个游击区,逐渐连成了一片。
山东军民是好样的,河北军民亦不遑多让。
1942年年初,驻河北文安城的日军带着1门山炮外出“扫荡”,占领了姜庄子,不但在当地拆房、挖沟、修据点,而且强迫成立维持会,催款派粮。为胁迫附近村庄的村民们帮他们修据点,日军竟然将山炮架在工地上,哪个村庄出民工稍慢或是数量不合日军要求,日军就朝这个村庄里开炮。
日军如此凶残猖狂,不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怕是不行的。这股日军自恃有山炮,认为八路军拿他们没办法,警戒颇为松懈。文新县县大队决定利用这一点,给日军来个奇袭。
文新县县大队队长储国恩,事先从队里挑出20个精壮的战士,连自己在内一共是21人,编成3个组,每人装备一把利斧。根据侦察,姜庄子的日军监工们分睡据点东、西两间屋。每个屋里又分里间和外间。第1组和第2组分别对付东、西屋之敌。每个组里又分为2个小组。第1小组冲进屋后直奔里间,随后跟进的第2小组负责收拾外间之敌。争取一齐动手,让日军没有反应时间。第3小组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行动出了岔子的屋子。
这次奇袭,预计在后半夜实施,预定歼敌地点黑灯瞎火的,各小组及小组内部的协同是个大问题。如果一旦配合不好,让沉睡之敌反应过来,形势就有可能逆转。为此,储国恩事先组织大伙儿进行了反复演练,谁先谁后都规定了次序,总的原则是待各小组人员到位后一齐朝正在炕上熟睡的日军一齐动手,严禁乱砍一气,以免在黑暗中误伤自己人。储国恩还特意叮嘱每个参加行动的战士:“使斧子要用巧劲,不能用蛮劲,砍脑袋要像削菜瓜那样,贴着边连削带砍,砍进一寸多深就可以了,万不可一下子把斧头全砸进脑壳去,那样一旦卡住斧子,拔不出来,就要误事。”
一切准备就绪后,21名指战员装成修碉堡的民伕,成功混进了敌据点。他们随身携带的干活工具斧子,也没引起日军的怀疑。当天晚上,大伙儿假装睡下,但实际上谁也睡不着,都在焦急中等待着大队长储国恩发行动信号。好不容易到了后半夜,储国恩轻打暗号,这21人悄无声息地从炕上爬了起来,拎着利斧按计划行动。
第1组行动非常顺利,一通利斧砍下去,10余个日军在睡梦之中便身首异处了。第2组运气不好,迎面撞上了回房换岗的日军哨兵,虽一板斧劈倒了他,但也惊动了屋中之敌,没能在第一时间解决西屋之敌。于是,储国恩率装备有手枪的第3组也冲了进去,助力第2组最终解决了日军。
到了1942年年中,河北接连经历了日军“四二九”大扫荡、“五一”大扫荡,根据地损失颇大,八路军主力部队或转入山区,或实施“主力地方化”,在恶劣的环境下苦苦坚持抗战。侵占我丰滦昌乐联合县的日军在当地大肆修筑碉堡。在当地活动的我地方武装“一总区公安队常胜队”的7名战士,化装成民工顺利混进工地。在干活时瞅准机会一齐发难,用干活的洋镐当场砸死7名日军监工,并带着其他民工将工地上用能得上的东西一抢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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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群众出版社,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刑事侦察案例选编2》
1957年5月4日入夜,河南省公安厅安阳专区公安处南乐县公安局接到与本县毗邻的河北省邯郸专区魏县牙里集区党委送来的一封加急件称:“南乐县建筑工会的9名工人今天(5月4日)上午来本区加工木料,午饭后中毒,现正在急救。经对所吃的面食初步化验结果发现面内含有砒霜。面是他们自己上午从元村镇粮库买的,请你局协助调查”。南乐县公安局接报后,一面向上级公安机关——安阳专区公安处报告,一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案情、研究应对措施,同时责成刑警队立即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5月5日一早,新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元村镇合作食堂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90多名食客中毒,元村镇人民政府闻讯后一面组织力量抢救中毒人员,一面派民兵将现场封锁起来并向南乐县公安局报警。合作食堂现场的急救还在乱哄哄地进行时,元村镇北街饺子铺老板霍某荣和妻子以及3名吃了饺子的食客也呕吐起来,不久霍某荣晕倒在地——
抢救一直进行到5月5日晚21时左右,合作食堂和饺子铺两处总共101名中毒人员中,除了马车工周某章经抢救无效死亡外(他饭量大,吃得最多,所以中毒太深)其余100人均脱离生命危险。加上在魏县牙里集区中毒的9名南乐县工人,此次南乐县总共有110人中毒,很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恶性投毒案件。因此,安阳专区公安处和南乐县公安局立即组成专案组,由公安处分管刑侦的副处长亲自挂帅为组长,南乐县公安局局长为副组长,另有公安处和县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8人组成,调配相关警力对本案进行专案专办。河南省公安厅亦派出一个法医小组对中毒身死的周某章和其他中毒人员进行验毒,以尽快确定中毒原因和毒源。
经对元村镇合作食堂和北街饺子铺两个现场的勘查结果,专案组没有发现店内投毒的情况,基本排除了食堂工作人员和饺子铺老板夫妇投毒的可能(验毒试验是这样进行的:将活鱼放入食堂和饺子铺的水缸中鱼未死,证明水里无毒)。再取用两处未使用的面粉新制作出面食后投喂给三只狗、一只猫和五只鸡,结果发现三只狗食用后都发生了呕吐现象,一只猫和五只鸡在食用后不久先后倒毙死亡(鸡先死,猫撑得稍微久一些)。证明毒物是制作面食和饺子的原料——面粉。根据食堂职工和饺子铺老板娘的反映:这次有毒的包子和饺子所用的面食都是5月4日一早从元村镇的粮库拉回来的!
粮库!又是粮库!看样子问题出在粮库里面!
省厅来的法医经过验毒,在5月6日确定这些中毒人员都属砒霜中毒,和牙里集区的那9名中毒工人的中毒情况一致,且三处中毒的面食原料都来自元村镇粮库,基本可以确定有毒面粉来自元村镇粮库。理由如下:
1、根据群众反映食堂和饺子铺保存面粉的地方从没有离开过人,外人投毒的可能性几乎为0,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也已经被排除。
2、食堂、饺子铺和牙里集区三处中毒的毒物都是从元村镇粮库买来的含有砒霜的面粉,且购买时间都是在5月4日一早。
据此,专案组将元村镇粮库定为下一步侦破工作的主要目标。
根据元村镇粮库出售记录,该粮库在5月4日之前出售的都是新乡生产的机制面粉,从5月4日开始出售的是本县农业社送上来的加工面粉,当天一共出售了1700多斤。另外根据5月4日当班的粮库工人李某奎反映,5月4日出售的都是5月3日收进库的面粉(因为收得晚,放在粮库最靠外的位置,反而最先卖),根据粮库的收面单据显示:这批面粉是由五个农业社中的八个生产队送来的。通过让李某奎辨认从案发现场取样的面粉,他认为食堂的面特别白也特别细,他对此印象很深,应该是留固什五队送来的。另外他有印象的是曹庄一队送来的面,当时因为面很粗,因此李某奎要求就地筛了一遍,搞得曹庄一队的人大为不满,差点杠了起来,李某奎的说法也获得了粮库其他职工的证实。据此,专案组认为下毒的要么是粮库的“内鬼”,要么就是5月3日往粮库送面粉的八个生产队中有人下毒。因此,专案组一边继续在粮库内继续对粮库人员进行排摸,另一方面派人前往5月3日给粮库送面的八个生产队进行排查,其中将曹庄一队(今曹庄村)和留固什五队(今留固什村)作为排查重点。
经过4天的排查,专案组在5月10日确定了如下结论:
1、基本可以排除元村镇粮库职员和工人下毒的可能。
2、有毒面粉经过逐袋筛检,发现面粉内有许多绿豆一样大小、并有碱味的面疙瘩,同时还发现有挂面头和颗粒透明物质。除了面粉中检测出了砒霜外,还在一张长2寸宽1寸的绿色纸片上也检测出了砒霜的成分。
3、在粮库尚存的118袋5月3日收上来的加工面每袋各取二两进行化验,结果发现其中11袋检测出了砒霜。对这11袋有砒霜的面粉进行筛检时也检测出了碱味面疙瘩和颗粒状透明物质。而无毒的面粉中是没有碱面疙瘩和透明颗粒的,透明颗粒经化验系砒霜无疑。在筛面时又发现绿色纸片一枚,经检验上面也沾有砒霜成分。所以推测纸片应该是罪犯下毒时不慎掉入面粉内的。
4、这15袋毒面粉中均掺有挂面头,而根据粮库的记录,只有留固什五队送的加工面中掺有挂面头(总共掺进去80斤),其他生产队都没有掺入过其他种类的面粉。另外发现其他生产队送的面时是散装运来,检验合格后再统一装入粮库提供的布袋里。只有留固什五队送来的加工面都已经预先装在了布袋里,粮库方面因为看留固什五队的面特别细又特别白,所以没有要求换布袋而直接入了库。专案组在留固什五队送来的面粉袋上提取了部分绒毛作为样本送检,结果全部15份检材都检出了砒霜反应。
据此,专案组断定毒面粉来自留固什五队。随即立即派侦查员前往留固什五队,对该队的加工面整个生产过程和麦子和面粉的存放情况进行排查。先后排除了在挂面房做挂面时下毒、送面途中下毒、磨面时下毒、碾挂面时下毒的可能性。最后确认下毒的地点是在存放麦子加工面的小仓库里,依据如下:
根据留固什五队对着暴某山反映:“5月2日加工面200多斤,挂面头面80斤是当天上午碾好,中午抬入小仓库的,当天两种面没有掺和在一起,分别存放在两个笸箩里,5月3日早晨往粮库送是才将两种面粉掺着装入布袋。”
随即专案组侦查员检查小仓库时在仓库墙角发现有一团和毒面粉内发现的小片绿纸相似的绿纸,将之展开后有1尺长、3.5寸宽。又在原来放挂面头面的笸箩旁发现了相似的四片绿纸片,这些绿纸送检后均发现有砒霜反应。这些绿纸片和粮库里发现的绿纸片拼合在一起恰好可以拼成一张完整的绿纸,专案组基本可以证明这张绿纸就是罪犯下毒时使用的包砒霜用的包装纸,而投毒现场就在这个小仓库,投毒时间大概在5月2日下午、晚上以及5月3日凌晨这段时间。
随后专案组分别对磨面剩下的麦麸和分别盛放麦粉和挂面头面粉的两只笸箩进行化验,结果证明麦麸和盛放麦粉的笸箩里没有检出砒霜,而在盛放挂面头面粉的那只笸箩上检出了砒霜成分,从而证明砒霜是被下在了挂面头面里。
另外,根据挂面头面粉是在5月2日中午才碾好后被送入仓库,5月3日一早就被抬走送往元村镇粮库了,包砒霜的绿色纸包是被撕开且纸片掉入面粉中而没有被及时发现,说明下毒的时候周围环境很黑暗,因此下毒的时间被进一步精确到5月2日夜里。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下毒的人是谁?!
仓库重地,不是哪个阿猫阿狗能随随便便进出。据查,留固什五队的这个仓库门平时都是锁着的,现场勘查没有发现门窗有被撬盗的痕迹,说明下毒的人一定可以接触到仓库的钥匙。而钥匙只有一把,按规定除了队长暴某山、副队长暴某旺和会计暴俊臣可以拿外,其余人都没有碰这把钥匙的资格。5月2日那天晚上的情况是:队长暴某山用钥匙打开仓库的门,会计暴俊臣和其他社员进入仓库记工分并讨论第二天的上工计划,随后社员们陆续离去,队长暴某山不久后也离去回家,最后一个走的是会计暴某臣并将钥匙带回自己的家。其他社员和暴某山都有人证明行踪,而唯有会计暴俊臣夜里某段时间的行踪没有人可以证明,而这段时间足够他下毒了。
随即专案组立即将暴俊臣列为重点嫌疑对象。河南省公安厅立即派人协助专案组对暴俊臣的出身、社会关系以及在解放前的历史进行排查。
虽然留固什的社员们一开始普遍反映暴俊臣很老实,应该没有胆子做这种事,但是在那个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绷紧的年代,群众反映这种事情虽然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偏听偏信。
暴俊臣的档案显示,此人富农出身,在解放前当过伪政权的保长,元村镇解放前夕他卸掉一切伪政权差事深居简出因此暂时没有被发现,进行土改时他的身份被人揭发,结果理所当然地被群众批斗,其家族也遭到清算:两个亲弟弟几乎被群众群殴打死,叔伯堂兄暴俊朝系土匪,在50年代初的某次土匪袭击土改工作队的战斗中被生擒,然后公判并当场枪决。另外暴俊臣还有个叫李贤哲的拜把子兄弟,此时也已经因为反革命罪被批准逮捕,拟判处死刑(还差一场公审大会)。这些都说明,暴俊臣和人民政府有着极为深刻甚至不共戴天的阶级矛盾。
在躲过了镇反后,暴俊臣一度表现得很积极,取得了一定范围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元村镇合作社经济保管的要职。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时,暴俊臣的出身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了右派——这倒真的不冤枉他。其实也没把他怎么着,就是将他下放到留固什五队当会计。要是放着别的右派,早就偷着乐了,但是暴俊臣却勃然大怒,当即大喊:“咱是不中啦!现在的政策兴不着我这被斗户,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他(指国家)对不起我,我也对不起他。”
专案组就此认定暴俊臣有重大的作案动机。
另外群众反映:1954年,队中的初级社在耩(jiǎng,播种的意思)麦种后还剩下两斤砒霜(这里用作防治病虫害的消毒剂和除锈剂)没用完,就交给暴俊臣和其堂叔伯兄弟暴良臣二人负责保管,暴俊臣将这份砒霜放在自家大门楼上,如今却下落不明了。据暴俊臣本人说在1955年耩麦种的时候用光了,但却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此事,他本人也说不出使用的具体过程。
但是,专案组经询问十多名参加过1955年耩麦种的社员,证明1955年耩麦种用的农药不是砒霜而是“六六六”粉,显然暴俊臣在撒谎。那么,查清楚暴俊臣所存的这两斤砒霜的下落就成为本案是否侦破的关键。
同时,负责对暴俊臣进行监视的侦查员反映,暴俊臣最近经常走亲串友,当暴俊臣每离开一家,侦查员就悄悄跟进去问这家人暴俊臣都跟他们说了些啥,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都是要求捏造砒霜下落的谎话。比如社员暴某杰说:“暴俊臣要我对‘政府’说他那砒霜是我拿走的,拌到了谷子里了,这样政府就能减轻一点他(指暴俊臣)的责任”;暴良臣揭发道:“暴俊臣要我咬定我和他存的药不是砒霜而是‘六六六’粉,并强调要‘说对嘴’。”
6月2日,专案组将暴俊臣平时所穿的小夹袄秘密取出,将左右两个兜中的碎渣和绒毛提取后送去化验,化验结果为:右侧的兜里检出了砒霜,左侧的兜里检出了微量的砒霜,说明这件小夹袄的左右兜中都放过砒霜。
至此,人证和物证都齐全了,可以和暴俊臣“正面硬杠”了。
6月8日,暴俊臣被依法拘留审查,面对专案组摆出的人证和物证,暴俊臣对其出于私人怨恨而在5月2日夜里趁着最后一个离开小仓库的机会将事先准备好的砒霜下在装着80斤挂面头面粉的笸箩中,从而导致了5月4日魏县牙里集区工地、元村镇合作食堂、元村镇北街饺子铺三起食物中毒事件。造成了1人死亡,109人中毒的严重后果。
最终,暴俊臣因投毒罪致人重伤、死亡,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依照《刑法草案》被判处死刑,在南乐县举行万人公判大会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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